青春启航 未来可期——厦门空管站技术保障部召开2023年新员工座谈会

 (37)参见李昕：《论功能定位基础上的国家追偿制度建构》，载《法律适用》2019年第5期，第33页。

更重要的是，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机构，法工委直接对外行使职权的正当性一直饱受争议(注：林彦《法律询问答复制度的去留》，《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第55页。类似问题也存在于法院和政府的关系之中。

与此同时，地方国家机关事实上也在协助全国人大常委会了解宪法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由其在综合各方信息的基础上对问题的普遍性或重要性作出判断，进而决定是否有必要作出正式的宪法解释。因此，合宪性咨询是一种实现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地方国家机关互利共赢的宪法实施机制，可以为两者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创造稳定的动力来源。Carissima Mathen, Courts Without Cases: The Law and Politics of Advisory Opinions (Oxford: Hart Publishing, 2019), 57.)，使得合宪性咨询制度在域外国家和地区的运行整体而言并不活跃。此外，实践中各类权力主体之间能否维持相对和谐的关系，是一个并不确定的问题。如在司法审判活动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民事裁判文书不得引用宪法作为裁判依据，但其体现的原则和精神可以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

 第四，为咨询主体和咨询对象提供对话和交流渠道，推动宪法得到完整准确的实施。面向未来，我国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合宪性咨询制度的细节，为其提供必要的规范依据，使其更好地服务于依宪治国的伟大实践。依靠法规制度来保障全面从严治党，这是由法治的优势所决定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当前的党内法规制度就相当成熟了。 在党中央决策部署下，中央办公厅可制定规划的实施方案。例如，2281条的法国民法典是法典，1260条的中国民法典也是法典，还有452条的中国刑法、291条的中国民事诉讼法等，也都是法典。国外法典编纂经验表明，法典的稳定性与及时修改之间并非水火不容。

 (57)从法律技术的角度看，法典化的本质在于实现法律的简化，消除法律主体‘找法的困难。截至2022年8月底，现行有效的条例共46部，其中，十八大之后新制定(含试行)24部，十八大之后修改(含试行暂行的修订)19部。

择其要者而言，一是法规统一价值。最后，不求规范内容的高度精细，也是适度法典化的表现。党中央已把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确定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一宏伟目标的组成部分，党规规范必须实现更高水平的协调性、周延性、系统性和稳定性，从而在管党治党、执政治国中更优地发挥指引、评价、预测、教育、强制等作用。又如，在党的作风建设方面，密切联系群众，精简文件、会议，规范公务接待、用车、用房，规范节庆、评比达标表彰、示范创建活动等法规制度可以集成化。

(43)回应型法治对于一些社会领域的治理是有优势的，但不适用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内治理，这至少可以从党的团结统一和自我革命两个方面来说明。《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提出加大党内法规公开力度。进行严肃批评，责令作出书面检查、切实整改，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 (23)关于法典的体系化效应，参见孙宪忠：《中国民法典国家治理职能之思考》，载《中国法律评论》2020年第6期。

(28)在相关交流讨论中，人们提出的最大质疑即是认为党务关系尚不够稳定，党内法规的变动性比较大，法典化将导致党内法规封闭、滞后，影响其灵活性、适应性。历史地看，党的基层组织、地方组织的选举工作条例变动间隔较长，近两年刚修订，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国家公务员局并入中央组织部之后，中办、中组部制发了关于公务员范围、录用、调任、登记、培训、平时考核、职务职级与级别等一系列规定、办法，对这些法规可进行编纂。(51)王万华教授则采用完全法典化与有限法典化的概念。

然而，法典化运动之所以能够从书斋走向议会、从呼吁变为行动，归根结底是出于实践需要，即是为了更好地治国理政，而不是为了锻炼思维。当然，在适度法典化模式下，大多数经编纂后的法规的名称不必使用法典一词。如今，成文化、全覆盖已基本完成，精细化正在深入推进，散装制度的集成化法典化可提上日程，这是百年党规史向我们昭示的前进方向。 目前，党的领导法规的立规现状存在散的多、整合少及个性化制度多、共性制度少等问题。且篇幅都较小，编纂可以较快实现，有利于积累经验。对党的制度建设而言，法典化并非全新之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对于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问题所给出的第二个答案，强调要以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自觉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何况，法典编纂本义还包括对既有规定进行修改(含微调、更新、增补、删除等)，而非直接沿用既有规定。

在党内法规领域，如前所述，《纪律处分条例》无论从体例和篇幅之形式特征来看，还是从总则规定加分则行为类型化之内容特征来看，它已然是法典化的成果。所以，新时代以来党中央确立的管党治党理念、原则、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将会比之前的党内法规制度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30)参见宋功德：《党规之治：党内法规一般原理》，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98页、第464页。黄文艺、张旭：《论党规的法属性——基于新法律多元主义的考察》，载《比较法研究》2022年第4期。

 (58)何勤华：《法典化的早期史》，载《东方法学》2021年第6期。从制定到修改的间隔时长不一，最长达到30年，最短3年。叶必丰提出体系化有多种选项，包括法典和分层分类体系。按照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二五规划，目前要抓紧出台党的群团工作、外事工作、人才工作等条例，完成党对各项工作的领导制度的低度法典化。

 (18)习近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载《求是》2021年第5期。 总之，结合笔者于文中所进行的可行性分析，高度法典化是未来党内法规制度成熟定型之后的远大理想，现阶段应以适度法典化为目标。

三是从2030年到2035年，党内法规体系四大板块都各自拥有标志性的法典，乃至有跨板块的适度规模法典。从国法的经验来看，因成文法的稳定性与社会生活变动性之间的固有矛盾，二战后西方世界出现解法典化现象，这又导致各领域立法分散化、碎片化等问题不断加重，故21世纪开始又出现再法典化运动。

现阶段应以适度体系型法典化为目标，因为党的团结统一、自我革命的特质决定了党内治理不适用回应型法治对应的汇编型法典，而党的制度建设仍将继续发展决定了体系型法典应规模适中。可根据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对党领导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法规制度分别编纂。

至于因某一领域党内法规多样性或者变动性较大而需选择汇编模式的考虑，(47)则可以转换为体系型法典的程度问题。在朱明哲看来，二者是分别适应近代社会与现代社会需要的对立物。 (62)参见孟涛：《论党内法规的法典化》，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2期。(40)学者朱明哲详细考察了汇编型法典的社会基础和法哲学依据。

(34)又如，2000年法国《教育法典》、2015年法国《公众与行政机关关系法典》等的鲜明特点之一就是动态性，既对原有规定进行修改更新，又不断吸收新出台的规定，这种动态性还由专门的条文编码技术来保障，以使增、修、删有关条文时不影响其他章之中的条文序号。虽不能说各个部门或领域的成文法的最终归宿都是法典，但总体上看，法典化是人类法治文明的最重要成果，也是现代国家走向法治之路的最佳选择之一。

2019年修订颁行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以下简称：《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第39条规定：党内法规的编纂、汇编、出版等事宜，由制定机关所属法规工作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按照党的二十大修改后的党章以及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根本性、长期性、稳定性(在此基础上才是不断丰富和发展)，而依规治党思想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要研究丰富立法形式，可以搞一些‘大块头，也要搞一些‘小快灵。 (一)成文制度规范的发展趋势 国家法律的法典化历史规律为党内法规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